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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怀:穷经皓首十六载 留得书香润中华

作者:刘欢 潘春杰 涂佳焰   编辑:吴珊    来源: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2016/09/19

编者按:1989年,国家组织编写一部大型中华古籍百科全书《中华大典》,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包括《哲学典》、《数学典》、《文学典》、《语言文字典》等24典。其中,武汉三高校承担编纂的《语言文字典》共约2500万字,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3个分典,分别由湖大、武大和华师负责编写,湖大已去世的著名辞书学家朱祖延教授担任主编。

从1997年开始,我校承接《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文字分典》编纂工作,在朱祖延先生的授意下,以舒怀为首的编撰团队历时16年,完成了这套八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全书包括《文字理论总部》、《字书字典总部》、《金石文字总部》和《说文解字总部》等4个总部,总部内又分为31个部和分部。2014年1月,该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舒怀表示,这本800万字分典将给我国文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

搜集古籍三千余种,著成巨著八百万字

 

文字学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起源、体系、发展、形体与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等。《文字分典》编纂小组的工作就是对上至商周下至辛亥革命的文字学资料,按照现代学科进行分类和校点,为文字研究提供资料支持。

最为繁重冗杂的工作莫过于资料搜集。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因此作为研究一切历史文化的先行学科的文字学在中国特别发达,各种文字学典籍浩若星海。

在“大家收精,小家收全”八字方针指导下,舒怀和他的团队将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上至国家图书馆,下至各地各校图书馆。五年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共搜集了文字学专著3000多种,所列书目达十万字,“我们要确保所搜集资料的权威性和广泛性”。

由于年代久远或管理不善,当研究人员从厚厚的灰尘中寻得一本秘藏的手抄本时,往往会面临字迹潦草不清、书页遭虫蛀或影印模糊等尴尬局面。为此他们不得不长时间趴到桌上,睁大双眼,逐一推敲,仔细校正。一天工作下来,往往头昏脑涨,双眼发黑。

有些古籍孤本、稀有珍本是不能复制的,他们就自己一个一个字地抄下来。“当时学校图书资源有限,电子书籍更是少之又少;而研究所需书籍又种类繁多,想要获得更多信息,只能如此。”舒怀说。

历经十六载,舒怀和他的团队终于完成这套八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全书包括《文字理论总部》、《字书字典总部》、《金石文字总部》和《说文解字总部》等 4个总部,总部内又分为31个部和分部。

《中华大典》是我国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也是一项规模大、难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舒怀说:“《文字分典》的诞生将为文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促进文字学发展。”

只为一声承诺,坚守学术诚信十六载

1992年,国家全面铺开编纂《中华大典》的项目。湖北省承担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任务,我校朱祖延教授任总主编。大典工委邀请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分别负责《语言文字典》中三个分典的编纂,湖北大学承接了其中《文字分典》的编纂任务。

编纂大型类书是一项整理难度大、工程艰巨、编辑任务繁重及学术水平要求高的文字工程。总主编朱祖延先生当时已届耄耋,面对此项费时耗力的工作,精力难免不济。于是他委任正值壮年的舒怀组建团队开始编纂工作。

在授业恩师朱祖延的殷切目光中,舒怀接下了千斤担,“即使这条路再艰辛,我也要坚持走下去,师命难违啊。”

谁能想到在这条路上他一走就是十六年,“真是太苦了!”

从老图书馆的角落到拆迁的小楼、后来的行政楼再到如今的“陋室”,16年中,编纂室几经搬迁,治学环境十分艰苦,“当年完全没有条件”。

为此,小组成员们就自己创造条件。凡是遇到其他部门淘汰下来尚能使用的桌椅板凳或办公用具,他们就将其搬到办公室继续使用。现有的“家当”也多数是舒怀从各个部门遗弃的物品中“淘”到的,有些上面还留有“武师”(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的标签。

除了硬件缺失,在分典编纂过程中,也时常会面临人手不足与经费短缺的困境。编纂小组人数最少的时候,只有舒怀和他带着的两个研究生。

临危受命,文学院党委书记、古籍所现任所长郭康松及古籍所成员周春建、杜朝晖、温显贵、杨薇、柳燕等6人,后期加入队伍,为编纂工作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回忆这段经历,郭康松用“呕心沥血,困难重重”八个字形容。他带领团队完成《金石文字总部》,未编纂大典前,除了正常教学、行政工作外,饮茶、看书、陪伴家人是他闲暇时光常做的事;加入编纂队伍后,他将空余时间都献给了《中华大典》,一天任务没有完成,书纸便堆积如山,“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着如何尽快完成编纂”。

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本没有性别之分,但由于编纂工作量大、难度高、时间紧,作为参与编纂大典的三位女教师杜朝晖、柳燕、杨薇,不仅要完成编纂任务,而且需要兼顾家庭,压力更大。

在《文字分典》的编撰中同样也少不了朱祖延的影子。那时,朱老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只有0.1的视力。但只要有送审稿,他总会拿起放大镜,用他唯一还能看的见的眼睛一个一个字地审读。2011年12月,朱老辞世。舒怀回忆,在去世前两年,朱老先生还拖着羸弱之身,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审稿。

朱老的勤勉认真激励着每一位编纂人员。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每天的编纂任务都要按时完成,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埋头苦干。

在舒怀的日历上,没有寒暑假,没有双休日。每天早上他都提前进入办公室开始工作,回到家里则继续当天尚未完成的任务,“家就是办公室”。

“9”是最初编纂团队成员数;“1”是最后坚守在书案前的人员数。16年里,编撰小组团队成员不断流动,舒怀从青丝坚持到白发,呕心沥血。

“有些人把专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有些人把专业作为一种事业。对于我来说,文字学研究就是终身的事业。”舒怀觉得能够让他坚持下来的不仅仅有对恩师的承诺,更有自己的学术良心,“编撰工作不能半途而废,学术研究也是要讲信用的。”

一本好书一批人才,打造一段传奇

2006年,《文字分典》初稿成形,达2000万字,远超篇幅限制,舒怀与其团队又对内容进行了压缩。

2008年冬,正值大典校点的收官阶段,舒怀因路滑摔倒,导致右膝盖骨断裂,只得入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又将办公室搬到了病房,躺在病床上一个个字、一个个标点地进行最后的校对。

十六年来,舒怀不仅专注于编纂分典,还通过编典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从他的编撰团队里共走出了三位教授、两位副教授。如今在武汉地区的高校中,开设语言文字学课程的高校有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两校任课教师多为舒怀的弟子。

在我校与南开大学共同举办的一次国际语言文字学研讨会上,舒怀带领的团队成员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的论文获得了来自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文字学家的一致肯定。

而十六年的编纂岁月,更多的是坐冷板凳,苦心孤诣,忍受寂寞。

 

被问及是否会感到孤单时,舒怀起身笑着拍了拍工作台上堆积如山的古籍,“我有这么多的‘朋友’陪伴”。他觉得“当你抱着‘在名利面前要出世,在干事业过程中要入世’的心态时,坐冷板凳也就没那么难堪了。”

当采访临近尾声,记者起身告别之时,舒怀喃喃自语道:“编一本好书,带一批人才,我应该没有辜负朱夫子的期望。”

(原文载于《湖北大学报》 第103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文链接:http://xb.cnhubu.com/HTML/2014-03-24/38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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