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   校友会 ● 基金会

学子访学人

您的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正文

赵敬钊:湖大蜘蛛研究第一人 生物防治科研大家

作者:张诗琪 宋志鑫 周黎明   编辑:杜康    来源:通识教育学院  发布时间:2017/05/02

    赵敬钊,1936年3月出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防治,先后讲授过动物学、生物防治学、生态学、蛛形学等课程,先后任生态学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长、《湖北大学学报》、《蛛形学报》主编等职,1987年3月—1996年4月任湖北大学副校长。

赵敬钊教授治学严谨,硕果累累,其主持完成的项目获湖北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奖、全国环境保护科技成果奖、湖北省科学大会奖等多项大奖。他曾为研究蜘蛛亲赴热带雨林,下过原始洞穴,也曾为收藏到自己心仪的笔筒跑遍了武汉三镇所有的古玩城。他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吸引世界环保组织将他的成果拍成专题电视片,他也是关心爱护子女的长者,将自己研究手稿赠予孙女。他是湖北大学蜘蛛研究第一人,生物防治科研大家,也是开创了校档案馆建立校级人物档案系列先河的学者。

特殊生活开启的蜘蛛研究之旅

赵敬钊1958年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学毕业后,来到湖北大学任教,在那个行政职位更吃香的年代,赵敬钊却只愿一心弄好自己手头上的业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虫害泛滥,如何解决不打农药或是少打农药已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赵敬钊最开始决定采取生物防治以虫治虫的方法,从害虫天敌的调查入手,以棉花田为例,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播种收获,进行防治“棉铃虫”的科学实验。但论其如何走上蜘蛛研究的道路,乃至后来成为湖大“蜘蛛研究第一人”,还得从一次棉花害虫防治实验说起。

1975年赵敬钊在汉阳进行大面积的棉花害虫试验,八百多亩的实验田放入赤眼蜂控制棉铃虫。“赤眼蜂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棉铃虫,但那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的虫子,就可以把田里的棉花都吃完。”赵敬钊回忆道。那该怎么办?农民可是靠着田地里的棉花吃饭的啊!为了避免自己实验失败而导致农民田地减产的情况再次出现,赵敬钊另向领导申请48亩农田,专门放蜂,以供继续进行实验,而剩下的几百亩地仍留给农民用打农药的方法防治害虫。

“就像医生看病一样,这个医生把人治死了是需要负责任的,我也需要对那些田地负责。我当时拍着胸脯向农民们保证,如果那48亩地放蜂之后减产,我会赔偿。”赵敬钊现在回想起当时年轻气盛许下的诺言,依然有些后怕,“那个时候我一个月40多块钱的工资,养着父母亲和三个孩子,怎么会头脑发热的保证下来。”赵敬钊没有走上赔偿的路,却有了意外的发现。因为,在农民前期放蜂、后期打农药和一直打农药,以及赵敬钊负责的一直放赤眼蜂治虫的三块田地里,只有赵敬钊负责的农田完好无损。赵敬钊由此感到疑惑:“按理来说,赤眼蜂最多只能对抗田地里80%的棉铃虫,那么剩下20%的害虫,究竟是怎么被控制住的呢?”赵敬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在这48亩地里蜘蛛很多,“蜘蛛吃虫,那么蜘蛛肯定也会吃棉铃虫这类农田害虫啊!”赵敬钊恍然大悟,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他踏上了蜘蛛研究的人生道路。

从零开始的研究造就别样生活

放弃之前的研究,从零开始研究蜘蛛,需要魄力,更需要毅力。赵敬钊除了在科研方面有所所长,在行政方面,也是“被迫”去担任一些职位,如最开始的科研处处长,乃至最后的副校长,不能一心扑在自己想搞的科研上,他就想法子为自己腾时间,写著作。

做处长时,便每个礼拜开一次例会,在会议上定下来每周每个人的任务。任务之内的事情,他不过问,突发事件,他来处理,担责任。后来学校又让他担任副校长,他拒绝,甚至“年年写辞职报告”。无奈之下,学校给他配了一名助理,沿用他担任处长时的工作模式,把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

赵敬钊在退休之际是湖北大学理工专著出版最多、论文发表最多、科技成果获奖最多、获奖规格最高的学者,他亲手写的书有十几本,加起来足有七百万字。哪里去找自己需要的时间?为了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写论文,赵老先生每天十一点以前准时入睡,三点半到三点四十起床,每天凌晨四点到早晨八点准时开始书写论文,什么时候整理思路呢?下班饭点前的十几二十分钟,出差时火车上的时间,和别人约前等待的时间等这些琐碎的时间赵老没有放过,而用来整理思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对他来说专注很重要。“一天的时间有限,但是要完成的任务却很多,我必须把自己每一段时间弄什么安排的清清楚楚,这样一来自己也养成了思想集中快、效率高的习惯。”赵敬钊透露,每天晚上他一沾枕头就立马入睡,绝对控制在5分钟以内,常常是爱人潘筱梅去准备刷牙的时候赵敬钊才躺倒床上,等潘筱梅刷完牙回来赵老先生已进入熟睡状态了。

科研道路上,除了在生活中的专注和高效率利用时间,往往还会有不少惊心动魄的野外经历。作为湖北大学的蜘蛛第一人,赵敬钊曾为研究蜘蛛跑遍国内外数不清的森林、洞穴、热带雨林。有一次赵等一行人需去云南,去云南之前,赵敬钊四处搜集有关云南地理情况、山脉走向、年降雨量、温度情况等资料,经过一番调查,他发现云南省的宁蒗彝族自治县的降雨量比西双版纳还大,“降雨量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蜘蛛呢?”强烈的好奇心驱使赵敬钊不顾各方阻拦果断前行,为了找到中意的品种,赵敬钊一行深入原始森林,那里的路只有马才认识,他们就跟着马匹在能见度小于五公尺的森林,翻过2000多米的山、去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继续找蜘蛛。赵敬钊回忆起当时的经历,还不免胆战心惊。“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周围的蚂蟥像是能嗅到人气一样,一下全包围过来了,穿几层雨衣都不管用。”

为了研究更多蜘蛛的更多新奇物种,赵敬钊吃了不少苦。1982年他去西双版纳,就曾被蛇咬过两次,“蛇以蜘蛛为食,蛇多的地方,蜘蛛也多。”赵敬钊表示,为了不把蜘蛛惊走,他们常常也要学会和蛇类和平相处,被蛇咬也是在所难免的事。1983年在与老挝交界的地方进行考察的时候,被一条30厘米长的蜈蚣咬伤,急忙赶到医院打完抗血清药的他,足足昏迷了两天。

退休生活延续的别样研究

就这样,不断地野外收集,不断地知识累积,不断地著作书写,1998年赵敬钊正式退休。如何让退休后的生活过得丰富又充实成了他认真思考的问题。“旅游、带孙子、打牌、跳广场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也想活出点儿滋味来。”赵敬钊说,“别看我连字儿也写不好,但我却对木雕、笔筒等格外来电。”说起笔筒,赵敬钊如数家珍,“我收集笔筒注重种类收集,最大的一个紫檀木笔筒高约半米,三十多斤重。”他介绍说,依据材质、造型、历史时期、生产地域不同可划分近千个种类,其中仅瓷质笔筒就有近400个种类。

据赵老介绍,他收藏笔筒的爱好已经持续了35个年头,至今为止共收藏笔筒1182件。除了摆在架子上的之外,部分罕见珍品被放进了柜子里,而这些也只是全部收藏的3/5,剩下的2/5由于家里空间有限,已经运到了深圳他儿子家里。

收藏笔筒的爱好,和赵先生对蜘蛛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渊源:1982年,他受邀去日本参加东亚蜘蛛学会第十四次会议,会后收到了一个印有“东亚蜘蛛学会”字样的红色瓷器笔筒作为纪念品,这是他收到的第一个笔筒。也诱发了他对笔筒的浓厚兴趣,于是赵老收藏笔筒的爱好就这样开始了。

赵老认为笔筒收藏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在这过程中可以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广交朋友。收藏的1182件笔筒,赵老都对它们进行拍照、贴上编号,然后用本子记录下标号、购买地点、购买时间、花费金钱、笔筒特征等。几乎每个笔筒他都有印象,记得样式等特征。“记住这些,就是为了让我的脑子不退化,或者是退化得慢一点。”

如今已经81岁的赵老看上去依然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这离不开他健康的生活方式:多种样式的营养套餐,喜欢吃东北米、苞米等五谷杂粮……讲到自己的心愿,赵老说道:“目前心愿基本都达成了。只是希望我的眼睛能够坚持下去,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我的收藏了。”


【采访后记】与赵敬钊老先生见面时,我们和他一一握手,他的手温暖而又有力。他的笑容爽朗和蔼、穿着整洁精神,让人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学术大家已经八十高龄了。

在生科院近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几个大一学生又受邀来到了赵老先生的家里,近距离观摩赵老先生家中占满七面墙的笔筒展。在赵老先生的眼里,每一个笔筒就是一个故事,有的是承载着越南风味,有的记述着农村小调,还有现代各大古玩市场的别具一格的风气,他将这一切记录在他的小本子里,每一个笔筒都有一个编号,每一个故事都被安了家。

他研究蜘蛛去野外活动的经历,让我们惊叹。他曾遭遇大雨,经历山洪,差点掉进澜沧江里,也曾为抓到中意的蜘蛛,贴近垂直险峻的瀑布,历经考验。他在蜘蛛研究上的贡献,让许多研究专家用他的名字命名蜘蛛,“敬钊缨毛蛛”、“赵氏球腹蛛”,无不彰显了后生对赵老先生的尊重。

“要为学科的发展而奋斗,不要为职称而奋斗。”赵老这样告诫后生。什么是大家?我们以为,大家就是笑对黄卷青灯冷,就是著述等身,就是冷板凳一坐就是半个世纪,就是忘记琐事的全心专注,大家——就是赵敬钊先生这样的长者。他是一个有温情、有坚持的人,是我们湖大学子永远的标杆与榜样。



湖大微博

湖大微信

湖大官网

    版权所有©湖北大学 2016 湖北大学党委宣传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368号 邮政编码:430062  鄂ICP备05003305    图标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02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