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田子渝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955年，我9岁，随父母从北京来到武汉。最初对武汉的认识，是江城的人、景、事。印象最深的是酷夏晚上，大街小巷都是凉床，人们或睡，或坐，或站，摇着芭蕉扇，敞开喉咙，高谈阔论。夜深人静，呼噜声此起彼落。

我对武汉深入的了解，是从书本里获得的。读中学时，我读了屈原的小册子，感悟到了楚人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彰显了楚人的爱国主义情怀，铸造了楚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随着年龄增长，我不断阅读与湖北相关的历史图书。陆羽、米芾、张居正、李时珍、袁氏三兄弟、李四光、熊十力等群星，在中国思想的天幕上，灿烂辉煌，成为我人生的表率，鼓励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文革”中学校一度“停课闹革命”，“读书无用”。在破四旧运动中，大批图书被烧毁，所有图书馆关闭。没有书读，生活在文化黑暗中。1974年，图书馆终于开放，这时我已在武汉郊区一所中学教书，马上利用星期天到图书馆看书。我看到一本茶叶故事的书，记载俄国商人在18世纪70年代，在武汉开办顺丰茶厂，建起武汉第一座近代工厂。依此线索，我到汉口沿江大道车站路口、兰陵路等地，调查俄商顺丰砖茶厂旧址，巴公房子（俄国茶商巴诺夫兄弟兴建），写成了俄商在武汉的茶叶贸易文章，发表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得到第一笔稿费20元。我兴奋极了，请家人和朋友大快朵颐（那时爆肉片2角5分一盘）。由于这篇文章，使我在“文革”结束后，调到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登上了大学讲台。

我对武汉历史情有独钟，一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在书海中遨游。某年大年三十，一大早我就到南京路武汉图书馆顶楼古籍阅览室看书。看到下午还舍不得走。“田老师，你家不办年货？”图书馆管理员问。我抬起头，看到她催促的眼神，突然醒悟过来，原来我不走，她也不能去办年货（那时规章制度不严格，规定大年三十不关门，但没有读者，管理员可以关门）。

一点一点收集武汉的历史资料，渐渐卡片有上万张，资料推起来有数尺高。武汉历史的图像越来越清晰起来。武汉是具有3000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名城，武汉是中国现代化摇篮之一，19世纪亚洲最大的联合企业汉冶萍的诞生地；湖北枪炮厂制造的汉阳造一度是中国最先进的枪械；大武汉的现代商业、金融仅次于上海，坐实全国第二把交椅。武汉是历史名城，是近代中国三次革命的中心：首义之区、武汉国民政府、武汉抗战……于是我写了《五四运动在武汉》《五卅运动在武汉》《武汉抗战狂飙从天落》《江城革命群星璀璨》等一系列文章；在学校开设近代武汉史的课程，与大学生分享阅读武汉历史图书的愉悦。

自己读到的书，属于自我，是小我；把看到的书，献给社会，让大家共享，是大我。我与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朋友合计，决定将报刊、书籍中的有关近代武汉资料收集，出版武汉近代史料丛书（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在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到全国包括台湾、香港等地大的图书馆，又到日本、美国等国寻觅，收集了数千万字的珍贵史料。记得第一次到台北收集资料，我的皮鞋钉有铁钉，走在路上哒哒作响。我到台北中山南路国民党总部七楼查资料。第二天再去时，发现工作人员已经将我昨天调出的资料放到了工作台上。我很诧异：“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她笑而不答。我一再追问，她才说：“整个台北只有你一个人皮鞋有铁钉，听到哒哒的皮鞋声就知道阁下到了。”她看到我不好意思的样子，忙说：“不过80年代台北也是满街响着哒哒的声音。现在皮鞋已经不钉铁钉了。”从此我到国民党总部就将脚踮起来走。时代进步得真快，现在大陆也听不到铁钉皮鞋哒哒的声音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我们编成了《武汉民国初期史料》《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抗战史料》《武汉解放战争时期史料》，共500万字，相继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公布了大量珍贵、罕见的史料，为学者、历史爱好者研究近代武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按照原来的计划，还要出版《武汉早期现代化史料》《海外人士看武汉》等四卷，共1000万字，后因故停止。

武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它是仅次于上海、北京第三传播重镇，这是武汉的文化辉煌。我和朋友们搜集了早期传播的书籍与文章，编成《马克思主义在武汉早期传播》80多万字的书。书中记载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等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在黑暗如磐的旧中国，用生命与青春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年轻读者中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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