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是三个内涵和外延均丰富复杂的概念，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见仁见智、争讼不休的难题。就中国旅游史研究而言，几十年来走得似乎并不稳健：在学科地位上有些边缘，研究群体略呈弱势，相关成果过于零星。

即使“戛戛乎其难哉”，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国内学人的孜孜努力。2016年6月，在国内旅游学界和文化学界广受好评的《中国旅游文化史纲》一书，全英文版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Tourism Culture由美国SCPG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向全球发行。此次英文版译著是以马勇为首的研究团队十余年来的厚积薄发之作，得到中华外译项目的全额资助。

旅游者核心地位凸显

“旅游”一词始见于南朝诗人沈约《悲哉行》。其诗云：“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迨至唐代，旅游开始大量出现于诗文中，如王勃的“岁八月壬子，旅游于蜀，寻茅溪之涧”；韦应物的“上国旅游罢，故园生事微”；白居易的“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相劝散穷愁”……旅游文化是旅游的另一种表述，而这种表述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旅游的文化本质。

我国以往的旅游文化史著作，大多按照朝代进行分期，虽脉络较为清楚完整，却难以揭示不同时代旅游文化的内在联系。译著打破常规，提出中国旅游文化史的历史分区，将中国旅游文化史分为滥觞时期、勃兴时期、隆盛时期、新变时期、穴结时期和转型时期，并尽可能地从多向度对各种旅游现象及其变迁展开解释。例如，穴结时期主要指明代及清代前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中西文化发生第一次冲突和融合；中国封建社会已越过它的高峰期，进入后期阶段，中国文化呈现出典型的沉暮品格。

旅游文化不仅包括人类改造自然景观、创造人文景观等外化过程，还应包括人类在各种旅游活动中心智塑造的内化过程。无论外化过程还是内化过程，作为主体的人始终处于核心和统领地位。正因如此，编译者在内容上并未停留于对中国旅游文化史的编年式描述和旅游事象的惯常性记录，而是充分突出旅游主体（即旅游者）在旅游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努力揭示不同时期时代精神对旅游文化的重要影响。例如，书中提出，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无论是帝王巡游、士人漫游还是园林建筑，均表现出一种开阔气象，映照着汉唐精神。又如，编译者将两宋时期的旅游概括为心怀社稷的忧国之旅、悟理求知的格致之旅。

描述方式“一体两翼”

在翻译过程中，编译者尝试构建旅游文化史“一体两翼”的基本模式，即将旅游者文化作为旅游文化史的主体，旅游客体文化、旅游媒体文化作为旅游文化史的一翼，旅游研究成果作为另一翼，并在这种“一体两翼”的基本模式下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理解和探索。

书中提出，旅游文化史不仅应从纵向角度考察旅游文化的物态、制度、行为、心态等，探索旅游文化变迁的内在规律，而且应当从横向角度把握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全书共分六章，每章先介绍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大势，然后介绍旅游者各具特色的旅游活动，最后再介入旅游客体和媒体等。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仅可以从宏观上总揽数千年中华旅游文化史全貌，而且能够从微观上详尽认识到每个具体时期的旅游事象、旅游特征等，并充分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尝试使得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在旅游事象的阐述中清晰凸显。

按国际惯例翻译排版

该书在编译上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翻译难度大、注释规范严谨。译著中引用大量古籍，诸如《十三经注疏》、二十五史、方志等各类文献珍本，其中很多内容较难翻译，有些甚至此前从未有人翻译过，也找不到可参照的范本或资料。为此，编译团队多次赴各大图书馆乃至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核查典籍史料，并聘请业内外专家及译作家切磋研讨，力求翻译准确到位。书中参考文献标注详细具体，涉及历史和典故的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的排版，均采用国际通用格式。

二是内容深入浅出，翻译译义不译词。编译者尽可能使用便于大众理解的语言文字，传达贴近原文语意的思想内容，以便于广大国外阅读者理解。例如，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观点。编译者将其译为“keep the natural law and abolish the selfishness”，简单明了地将其排除一己私欲、顺应自然法则的内涵表达出来。再如，书中把心怀社稷的忧国之旅和悟理求知的格致之旅，译为“Travels of patriotism”和“Neo-Confucianism travels for knowledge”，既显示了爱国之情，又清晰表达了旅行者对山水的体悟和知识的追求。总体来说，译著文辞干净、流畅，风格贴近西方文学和文化语境。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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